为推动我国血液肿瘤领域科研与临床诊疗水平全面提升，搭建行业权威学术交流平台，由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北京生物工程学会主办的2026博仁血液肿瘤精准诊疗大会于5月16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汇聚全国血液肿瘤领域权威专家学者，聚焦行业前沿技术、临床诊疗经验与学科发展方向，打造了一场兼具学术高度、临床价值与行业影响力的专业盛会。会议期间，北京高博博仁医院吴彤教授接受专访，深入阐述了该院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的策略进展与临床实践经验，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吴教授，我们知道贵院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已积累了大量独具特色的临床经验，尤其在单倍体移植、儿童移植、老年移植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高博模式"。能否请您系统介绍一下，博仁在造血干细胞移植策略上有哪些进展？

吴彤教授：造血干细胞移植获得理想疗效主要取决于四个关键因素：首先，移植前应尽可能将疾病控制在完全缓解状态；其次，需选择健康且造血及免疫功能正常的供者；此外，移植方案应力求高效且低毒；最后，对于移植相关合并症，应强调以预防为主，力争使其不发生或实现发生率低、程度轻、可控的目标。若能在上述各环节均做得较好，则移植疗效便可得到显著提升。

近年来，本团队在这些方面持续探索，已建立起一套较为成熟的移植体系。该体系下的移植疗效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疾病控制方面，由于本院接诊的患者多为难治复发的血液肿瘤病例，多数对传统化疗无效，常规治疗难以实现完全缓解。为此，我们积极引入创新治疗手段，如CAR‑T免疫治疗或高效靶向药物的应用，以期使疾病获得深度缓解，从而以良好的疾病状态接受移植。

在供者选择方面，除遵循国际通用的配型等标准要求外，还引入血液与免疫系统疾病相关遗传易感基因的检测，以辅助供者选择，并预测患者移植后合并症的风险，进而制定适宜的移植方案以尽量规避合并症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血液肿瘤分类中设立了“胚系易感的髓系肿瘤”类别，该类疾病的确诊需依赖遗传基因的检测。我们建立相应检测方法后，对部分外院转来的移植后合并症难以控制的病例进行了遗传易感基因的家系分析，包括供者与患者的基因检测。结果发现，部分供者因遗传易感基因的问题比较突出，直接导致移植过程艰难且结局不良。

基于该临床发现，我们将遗传易感基因的筛查前移至移植前阶段。当患者家族中存在多名潜在供者时，则优先选择遗传背景良好、无重要免疫异常基因及肿瘤易感基因的供者。该方法还能够辅助预测患者移植后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感染、复发或治疗相关毒性的风险，从而指导移植方案的设计，实现危险因素的针对性规避，并使合并症的预防更具侧重点。引入该参数后，移植后合并症的发生率显著降低，即使发生，其程度通常也相对较轻且易于控制。

在预处理方面，针对多数患者为多线治疗后难治复发的情况，我们常规采用减低毒性的预处理方案。该方案虽有助于提高安全性，但可能增加复发风险，为此我们在预处理中联合应用个体化的靶向药物，以进一步降低肿瘤负荷、提升抗肿瘤疗效。此外，移植后所有合并症均强调以预防为主，通过系统性的预防措施显著改善了患者的整体预后。同时，我们高度重视移植后的维持治疗，有助于进一步降低疾病复发率。

正是通过上述综合策略，我院整体移植疗效获得了显著改善。以二次移植为例，国际上该类移植的无病生存率通常为20%—30%，其中30%—40%患者复发，另有30%—40%死于移植相关毒性。通过采用减低毒性预处理、更换供者、个体化高效低毒的预处理方案以及移植后维持治疗，我院二次移植的无病生存率提高至72.5%。这主要得益于移植相关死亡率从通常报道的30%—40%降至仅2%，复发率从通常的30%—40%降至25%。目前，我们的二次移植的疗效已与首次移植相当。同样，通过上述策略，老年患者的移植疗效也已达到与年轻患者相似的水平。

移植后GVHD仍然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质量的核心难题。您团队在GVHD防治方案上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请问您的团队在重症GVHD、移植后综合管理、术后复发防控与免疫干预等方面，有哪些规范化诊疗路径能给临床同行带来参考？

吴彤教授：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主要合并症之一，其中重症GVHD若治疗无效可危及患者生命。本中心在GVHD的防治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理念与策略，并始终强调预防为主的原则。例如，采用减低毒性的预处理方案有助于降低GVHD的发生风险；同时，通过前述严格的供者选择体系，可进一步减少GVHD的发生。在本移植体系下，急性GVHD总体发生率约为20%–30%，其中重症GVHD约占5%–10%。然而，通过精准干预，重症GVHD的救治成功率可达90%以上，从而使因重症GVHD导致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在GVHD的监测方面，国际上多采用生物标志物的检测项目。本中心建立了一套包括铁蛋白、细胞因子及可溶性CD25等在内的参数体系，依据这些动态指标为患者选择最具针对性的药物，实现个体化精准治疗，从而提升疗效。需注意的是，过度使用GVHD治疗药物会显著增加感染风险。因此，在临床实践中，我们根据指标变化灵活调整治疗强度。例如，对于可溶性CD25水平升高的患者，采用CD25单抗治疗；若用药一次后该指标即恢复正常，则不再给予过多剂量，以避免不必要的感染风险。这种“达标即止”的策略，在控制GVHD的同时，也兼顾了治疗安全性。

随着精准诊疗、细胞免疫治疗、多学科协作模式的不断发展，造血干细胞移植也在持续迭代升级，您如何看待未来移植领域的发展趋势？同时贵院后续在移植能力提升方面有怎样的规划与布局？

吴彤教授：近年来，CAR-T治疗在难治复发血液肿瘤患者中取得了显著疗效，使得许多既往对化疗及常规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能够获得深度缓解。若此类患者直接进行挽救性移植，其长期治愈率仅为20%—30%；而通过CAR-T治疗，约90%的患者可获得良好缓解，在此基础上序贯移植，则可使60%～70%的患者实现长期治愈。然而，对于高危难治性疾病，单一采用CAR-T治疗后期的复发率仍高，联合多种疗法有助于获得更高的无病生存。尽管CAR-T可带来较高的初始缓解率，但国际成人临床试验数据显示，约三分之二的患者在一年内复发，表明其持续缓解时间有限。因此，我们在患者经CAR-T获得缓解后，趁疾病处于良好控制状态时及时进行移植，并结合移植后的维持治疗，进一步降低了复发风险，从而使更多患者获得长期生存。

我们知道，目前精准医疗的理念已深入移植的各个环节，包括疾病控制、供者选择、预处理方案制定以及移植后合并症的防治，均需贯彻个体化策略，以争取最佳疗效。以移植后重症病毒感染为例，现有抗病毒药物种类有限、部分疗效欠佳，患者可能因感染失控而死亡。在药物选择受限的情况下，输注供者淋巴细胞可提供抗病毒免疫细胞，协助控制感染。然而，传统供者淋巴细胞输注的主要风险在于可能诱发移植物抗宿主病。若患者本就处于重症感染与虚弱状态，再叠加移植物抗宿主病，往往需要加强免疫抑制治疗，最终导致疗效不佳。近年来，我们尝试开展精准的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即通过细胞分选技术去除可能引起排异反应的T淋巴细胞亚群，仅回输具有抗病毒作用的记忆T淋巴细胞。该策略使部分高危病毒感染患者得到有效控制，且未诱发严重移植物抗宿主病。由此可见，随着技术进步，通过精准应用各类治疗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安全性及疗效得以不断提升，从而使更多患者通过移植获得长期无病生存。

专家简介

吴彤 教授

高博医学（血液病）北京研究中心北京高博博仁医院

造血干细胞移植科主任，医疗院长

亚太骨髓移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及造血干细胞移植与细胞治疗学组副组长

血液病数字诊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女医师协会靶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学机构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会员

美国血液学会会员

国际血液学会会员

女医师协会血液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分会整合血液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任《中华血液学杂志》《临床血液学杂志》《Hematology/Oncology and Stem Cell Therapy》及《Blood中文版》编委，《Hematology and Oncology Discovery》执行主编